近日，在北京海淀區的一所學校的課堂上，記者看到，每位同學手拿一個ipad(一種平板電腦)，老師提出問題，各自做答，答題的狀況、數據分析立即會出現在老師的終端上，老師發現，原來這個知識點的掌握最薄弱，作業題目就給孩子們留這個……“互聯網+教育”已經深深融入老師與學生的生活。

這讓記者想到前不久在吉林大學召開的首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在這次大賽上，創新、創客、創業等時髦詞匯在“互聯網+”這一概念的映襯下，格外引人注目。

“‘互聯網+’為教育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可以說，這是學界與業界的共識。但與此同時，質疑、反思也在不斷涌現：很多所謂的教育信息化嘗試，是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嗎?教育信息化，僅僅是遠程教學、技術革新那么簡單嗎?真正符合教育規律、符合互聯網思維的教育信息化探索，究竟有多少呢?

不久前，2015年全國推進學校教學信息化校長論壇舉行，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采訪。采訪中，記者發現，互聯網思維與教育規律的結合點中，有三個問題亟待突破：這種變革，是否符合用戶思維?怎樣提高教師的服務能力?如何用大數據撬動評價的改革?

用戶思維，準備好了嗎?

“給學生播放微課、上上所謂的慕課，這就是教育信息化?這就是‘教育+互聯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長說，很多學校在硬件上砸了不少錢，可是沒有抓到教育信息化、“互聯網+教育”的精髓。互聯網思維和教育規律深度融合，最主要的體現就是一切改革都要圍繞以學生為中心的“用戶思維”。

在上海市黃浦區盧灣一中心小學，有注重學生生活能力的“云廚房”、提升學生藝術能力的“云展館”、提高學生科學素養的“vava實驗室”、激發學生閱讀興趣的“彩云閱讀”。學校通過各種云端課程，打造“隨時、隨地、隨需的學習服務”。

這種云端課堂的形式能夠幫助每個學生更加高效地學習。“平臺系統的數據分析能幫助教師對癥下藥，厘清每位學生的問題癥結，從而找到適合班級整體、適合學生個體的最有效教學策略。”上海市黃浦區盧灣一中心小學校長吳蓉瑾說。

盧灣一中心小學打造的云課堂的成功，驗證了互聯網領域的一個基本思路——充分滿足用戶需求，也就是用戶思維。用戶思維是整個互聯網思維的基礎，即一切為了用戶，為每一位用戶提供最適合的服務。

“以前的考試分析，只能簡單指出學生成績是進步了還是下降，如果通過大數據，即通過學生的出勤、課堂表現、平時的作業以及考試等過程性評價的數據，就可以分析出學業成績和學習行為各要素的相關性。進而借助云平臺資源推送到學習空間，對學生進行個性化指導。”廣東省深圳市第二實驗學校校長趙立認為，大數據的應用不僅為學校提供了個性化學業診斷，還能夠幫助學生制定生涯規劃、推動教學決策調整。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技術系副教授郭文革團隊在開展數字閱讀線教學實驗中發現，大數據分析讓后續跟進性的教育補救措施更有針對性。“比如，兩個學生某一次考試中都得了85分，但是通過大數據可以看到他們的知識點薄弱環節其實是不同的。”

“基于大數據評價機制，如何在學生本身的天資和教育結果之間做出最優化的選擇，在不失掉人生各方面綜合樂趣的基礎上，適當地或者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和智力水平，這是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教育大數據的應用前景。”郭文革說。

服務水平，跟得上嗎?

“最初，我校30位任課教師中有15位過50歲了，最年輕的也近40歲，多數連鼠標都不會拿。為了讓他們學習數字化技術，我想了好多招。”吉林省榆樹市弓棚鎮武龍中學校長郭立國，在打造數字校園之處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讓教師學會運用數字化教學，“如何讓長期黑板加粉筆的教師改變教學習慣，成為了很多學校在信息化進程中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用戶思維，以學生為中心的改革，是互聯網思維下，教育改革尤其是教育信息化改革的邏輯起點，那么，怎樣才能為用戶做好服務，提升服務能力，則是實現用戶中心的根本途徑。而其中，教師的適應能力，是服務水平的核心。

為了解決教師不會用電腦的問題，郭立國想了很多辦法。郭立國說，首先是校長領學，要求“青年教師要過硬、中年教師要過關、老年教師要適應”。甚至學生教老師，學生倒逼著學。有學生問老師：“為啥咱班上課不用多媒體?您不會嗎?”這樣一來，教師不好意思不學。

“在解決教師對新裝備怕用壞的問題上，我們規定只要不用錘子砸用腳踢，正常用壞了不僅不罰，還要獎勵，創新應用的更要獎，當時的獎勵是自己單獨使用一臺電腦。”郭立國說。

接下來，就是指導提升。“從會用，到用好。我們多次邀請東北師大、省市電教館的專家到校義務培訓，手把手地教。同時，我們也努力組織教師‘走出去看看’，多次去東北師大蹭課，教師們受益匪淺。”郭立國說。

評價方式，變化了嗎?

評價孩子，難道還是僅僅用一紙成績單嗎?

傳統的學生評價系統局限于單一的學科成績。家長通過一紙成績單，卻難以獲知孩子在學校的具體表現：有沒有上課時睡覺?是否與其他孩子鬧矛盾?課堂表現是否積極?這些涉及個人行為習慣的表現學校很難一一記錄，也由此導致了學校與家長的溝通不暢。

實際上，“互聯網+教育”的變革不能僅僅局限于表層，在變革教學方式的基礎上，還可以利用“互聯網+教育”豐富學生的評價系統。而大數據有能力將教育學科轉變為名副其實的“科學”，數據驅動的教育發展模式是大勢所趨。

對此，很多地區和學校已經有探索。例如，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鹽步中心小學嘗試采用了“學生綜合素質發展在線評價系統”，這一系統包含品德發展水平、學業發展水平、身心發展水平、興趣特長養成、學業負擔狀況等5方面內容，這5個一級指標下有19個二級、67個三級評價指標，三級指標下有229個觀測點。家長、教師根據監測點及時評價孩子在家、校的表現，記錄關鍵事件。如今，“學生綜合素質發展成長報告書”代替了“冷冰冰的成績單”，展現在家長面前的是立體、全景式的學生發展性評價。

大瀝鎮鹽步中心小學校長彭戈菲介紹說：“這種顛覆性變革，優化了學生成長路徑，大數據分析與診斷理念開始走進教師思維，教師評價模式轉變了，工作流程轉變了。通過評價診斷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品質，課堂教學逐步由偏重低階思維向低階和高階思維并重發展。”

有研究者表示，這類探索應該越來越多，但是前提是，要從服務學生出發，要符合教育規律，而不是為了應用大數據而使用大數據。